老党员 学党史 | 一份珍贵的党的七大代表证背后的故事
时间：2021-04-15 点击：1610次 来源：
一份珍贵的党的七大代表证背后的故事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杨晓华
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纪念日。一百年，我们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今天已经成为领导14亿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强大核心力量！
从1921年7月1日到2021年7月1日，整整一百年！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中，一百年只是一瞬，然而，这一百年，却是最不平凡的一百年，是最艰辛的一百年，是最辉煌的一百年，是革命先驱从换醒民众、寻找救国之路到艰苦卓绝、历尽坎坷建立了一个暂新中国的一百年。
回望来路。我们十分怀念和感谢为革命苦苦求索的革命先驱和我们党的创始人,十分怀念和感谢为建立新中国献出生命甚至倒在黎明前的革命先烈,十分怀念和感谢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无私奉献，立下不朽功勋的国之栋梁以及无数英模，更还有无数名不见经传，为党和国家默默奉献一生的共产党员。他们是共和国这座大厦基石的混凝土里一粒沙、一粒土，抑或是一滴水，但是无论他们多么微小，他们无时不在散发着党性的光辉，组成了共和国这座大厦最牢固的根基。
在全国各地，每个单位,甚至在你的身边，你都会发现有这样的人。在这里我先向大家展示一份十分珍贵的文物：一份党的七大代表证。他的主人就是对我影响极深，以及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对他充满怀念、敬佩之情的共产党员、原四川省中药研究所建立初期的党组书记陈震同志！
信仰坚定，毫不动摇
白色恐怖不退缩，矢志不渝寻组织
陈老是南充人，1905年出生在一个勉强能维持生计的中农家庭。高小毕业后，他入学南充中学开办的师范班。在第二年，南充中学暴发了一场反抗地方军阀强征（典当捐）的运动，在校长张澜先生的支持鼓励下，抗捐斗争取得全胜。这时正值“五四”运动后，全国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潮普遍高涨的形势对陈老影响很大，不久又遇上大革命的高潮，同学王好问等收到从黄埔军校和成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寄来的革命书刊，让他得到了初步学习马列主义的大好机会，也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和向往。师范班毕业时，在他心里已经播下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献身的红色种子。
1928年春节后，他冲破重重阻力，他和一位同乡、同学相约一起去成都找共产党组织。不料去成都之日，正是轰动全省的“2.16”惨案发生之时，敌人一次枪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达十多人，大多是大学生或中学教职员，他的中学老师袁思尧，同乡、同学胡谨光也在这次惨案中遇难牺牲。在学校操场上摆放着棺木和遗体，空气中都弥散着血腥味，当他回过头，却已经没有了同行者的身影。后来才知道，他被那个场面吓到，选择了逃跑。虽然陈老投奔共产党的愿望受到了意外的挫折，但是他丝毫没有犹豫，决定留在成都继续读书，同时继续寻找党组织。他当时暂时住在东马棚街的四川大学外国文学院，生活十分困窘。同年7月，他遇到了在南充教过他的老师任子勋。老师知道他的情况和意愿后，即介绍他到广汉中学当职员。同年8月，有两位共产员愿意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渴望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了。组织上让他写了一篇题为“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的文章。那时大革命刚刚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杀害，不坚定分子悲观动摇甚至叛变投敌，革命斗争进入了低潮。陈老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一个要求入党的文化青年要求他写这样一篇文章考察他是很有必要的。他认真写好交上去之后，很快就叫他写自传、填入党登记表。经特支批准、谈话并举行了入党仪式，明确候补期2个月，满期后经特支决定，陈老成为以，以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
1928年10月，陈老按期转正后，被吸收参加特支支委工作，担任组织委员（当时广汉只有直属省委的特支组织）1929年以后，先后担任过特支书记，广汉县委书记。1930年1月，因他在广汉进行革命活动的时间较久，已引起敌人注意，经组织决定，他离开广汉到了成都。在等待省委安排工作期间，他临时住在成都大学，先后被选为成大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至，工作重点是学生运动，发展赤色群众组织。不久，“长矛社”成立，他被选任副社长，担任不定期油印出版刊物“长矛”的编辑组负责人。同时，支部还领导和支持了校外的工人运动，组织学生和工人群众参加“3.31”惨案三周年纪念活动和“五一”的群众示威游行。1930年5月，响应党的号召，他离开成都大学，投身于黄包车群众中当黄包车工人，开展工人运动，随即担任川西工联秘书长。工联的任务是发展和扩大川西各行业的赤色工会，领导工人进行反剥削、反压迫、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罢工斗争及反帝救国、拥红拥苏运动。1930年8月，川西特委为执行立三路线准备在广汉搞武装起义，陈老被调到彭县作县委书记，主要任务是加强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力量，准备迎接广汉武装起义。广汉起义失败后，陈老于1931年1月返回成都，春节后调到三台县任县委书记。行前，遇当时设在重庆的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省委迁成都，他被改调到重庆市委作组织部负责人，任务是清理被破坏的党组织，并在同泰、磁器口等丝厂创建新的党团支部，开展工人运动。8月川东特委撤销，江巴中心县委成立，陈老又被任命为中心县委委员兼江津县委书记。9月调江巴中心县委作巡视员，检查、清理江津、荣昌、大足、铜梁等地的工作。1932年2月，他继任中心县委书记，到同年9月被捕为止。在这段时期的工作中，他有幸在四川的革命前辈郑佑之同志（抗日英雄赵一曼的大姐夫和她参加革命的领路人）的领导下工作，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也从郑佑之同志那里学到了许多地下工作经验和方法。
严守纪律隐身份，意志坚定胜酷刑
1932年9月的一天，陈老记得那天是中秋节。他准备按约好的时间到嘉陵江码头和同他单线联系的党员黄庆南见面，还准备十点钟到临江门一个支部去送几份文件。那时他住的机关在江北聚贤岩，必须过江才行。那时过江很麻烦，加上他当时又生病腹泻了七、八天，身上软弱无力，就想顺路送文件，这样可以少走路，少过一次江。于是出门之前，他把文件带在了身上。刚走出几步，他就觉得不妥，因为党的纪律不允许带上文件办其它事。加上黄庆南刚入党不久，还因为一些问题受过组织上的批评，见面是受组织安排要对他做思想教育工作。于是陈老返回去藏好文件后才向江边走去。
到达接头地点，天还早，雾蒙蒙的，陈老拿上一把准备治疗腹泻的草药，无力地靠在码头的石栏杆上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一会儿黄庆南来了，拿着一封信伸手递给陈老。陈老正准备去接时，旁边一个不明身份的人突然走到他面前指着他向不远处大喊：“快抓住他，他是共产党！”。来不及多想，十几个人已经冲了过来抓住了他，并在他身上反复搜查。这时陈老十分庆幸他遵守党的纪律没有把文件带上。敌人没有搜到任何东西，就用绳子将他捆住，押往十一军军部。
陈老当时用的名字叫陈必新，这时他知道是被叛徒出卖了，他一路走，一路想：这次可能凶多吉少，想不承认是共产党员都有困难。开始，他想坦然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到了军部大院内，有一些中下级军官模样的人一边来看热闹，一边低声议论：“我们来看看共产党的省委委员，听说还是川东和重庆的主要负责人”，“是个大学生”为了看得更清楚，有人还上来把他戴的草帽掀掉了。这些人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阵后才逐渐散开了。
在禁闭室里，陈老反复思考，觉得从围观人的议论中感到敌人野心不小。因为那时抓到一个共产党省一级负责人可奖励大洋300元，但是他从有的人眼神中看出他们不太相信他是共产党的“大官”。因为他本来个子不高，又腹泻几天，人又黄又瘦，精神也不好，脚上穿着一双“水爬虫”草鞋，还戴一顶十八圈草帽，完全没有他们想象中高级负责人的样子。更何况搜查时没搜到任何证据，也无同案人，又是在人来人往的码头被捕的。于是，在敌人还没有审问之前，他冷静地分析了面临的形势，放弃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想法，决定与敌人来一场特殊的斗争。他开始在心中仔细酝酿对付审判的口供，苦苦思索如何应对敌人对自己职业、驻地、与黄庆南关系等等的盘问，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假名字叫赵德荣。考虑成熟后，他斗争的信心也更强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审讯开始了。审讯官貌似威严地叫了一声“陈必新！”。早有思想准备的陈老立即回答：“我不是陈必新，我叫赵德荣！”。审讯官疑惑地看了他一眼，接着又问他是什么地方人、干什么事的、住在哪里？他按照预先想好的口供回答：我是珙县人，是黄庆南的老乡，原来在成都做小生意，卖香烟、糖果，不久前在成都遇见同乡黄庆南（他知道那年四、五月黄到过成都），听说黄的哥哥在某某军部做事，便请他托他哥哥在重庆帮他找个当工人的事做（因为现在小生意也不好做）。他前天刚到重庆，住在黄家（他去过黄家，大概知道一些基本情况）。黄庆南约他到嘉临江码头，叫人来带他去上工的，不知为何变了挂。审讯带着疑惑又问他什么文化，以及黄家的街道名、住楼上还是楼下、家里还有什么人等问题，以图找出破绽，但是没有达到目的。大约过了十天左右，进行了第二次审讯。敌人叫上了黄庆南来对质。陈老见到黄庆南就先发制人地埋怨说：二先生(黄在家中排行老二)那天你约我到嘉陵江码头，说给我介绍工作，你不帮忙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害人把我抓到这里来?黄庆南一来心虚，二来他对党组织以及陈必新的情况并不了解，所谓“省委委员”就是乱说的，更没有任何证据，在陈老的质问下，结结巴巴说不出什么话，只是说“你就是陈必新，还有个人认识你”。敌人又叫上来一个人，陈老一看，此人是原川西工联副书记刘和来，在成都曾经打过交道，但了解不深，也知道他不久前已叛变。于是，陈老一口咬定不认识。由于刘和来也提供不出任何材料和证据，这次审判只好草草收场。大约又过了十天左右，他被押到了巴县大监。
进巴县大监不久，陈老就同在监狱里一些尚未暴露身份的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听了陈老的情况，认为敌人不会善罢甘休，酷刑也在所难免，要他有个思想准备。他们还想法给他买了一些白蜡，据说是用刑前吃了可以减轻用刑时的痛苦。没几天，敌人的花样果然接踵而至：先是监狱署秘书找他谈话，随后是管狱员来了解案情。更可笑的是，典狱官还手捻佛珠、满口慈悲的来劝他：“我看你是个老实人，你要是共产党，只要讲了，我保你出去。”有一天，敌人突然叫他会客，陈老走到风口洞看到有一个手拿一副抬绳，工人模样的人，说他是“大嫂”叫他来的，代大嫂问陈老外边有哪些人还欠他的賬，开一个名单给他，以便去替陈老收賬。那时党内确实有一位有名的“大嫂”叫李坤杰，她是抗日英雄赵一曼 （真名李坤泰）的二姐，党内同志知道她，有的叛徒也知道她。陈老想，我被捕后还没有与组织取得联系，“大嫂”不可能知道我在这里，更不会要什么名单，那个人看起来又很陌生。他马上意识到这又是敌人的花招，于是说在重庆没有亲戚朋友，更没得什么大嫂、二嫂！敌人的这次骗局又失败了。
看到“软”的一套不行，敌人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一天下午放风后不久，敌人要提审陈老。狱友们知道，这种夜审多半是要用重刑，提醒他吃白腊，作好受刑的准备。“看看那里摆的是什么东西！”阴森森的审讯室内放着各种刑具，审讯的人一边问陈老的真实姓名、在共产党内担任什么职务、负责什么工作等，一边指着那些摆放刑具恐吓陈老。陈老仍然坚持重复了多次的口供，一字不改。审讯人没有办法，叫了一声“上刑！”，几个人就张牙舞爪的将陈老拉过去，吊在一种叫做“软板凳”（又叫鸭儿浮水）的刑具上。这种酷刑的痛苦不压于 “老虎凳”，它是将一双手脚的大拇指捆起来，把人吊起来后重量全部在四个指拇上。后来陈老听说有个叫廖福源的同志反复受了这种刑罚后爬行了半年之久。陈老被吊上去不久就大汗淋漓、心慌、气喘，一会儿就失去了知觉，不知道过了多久才被放下来。有人给他喝了一点水，刚刚能勉强说话，审讯又开始了。陈老忍受着痛苦，仍然重复着原来的口供丝毫不变。他又被吊了起来，不一会就失去了知觉。审讯后，他被拖到临时禁闭室昏睡了几天后，送回了巴县大监。经过这次受刑，他原本虚弱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虽然没有残废，但行动已十分困难。三、四年后，走路还需要人搀扶。12月底的一天，陈老和其他几个人被押送到了反省院，敌人妄图用上“政治课”、讲经、传教等方式来瓦解共产党人的意志，当然，这一切依然徒劳。长期的关押使陈老身体愈来愈虚弱，1933年夏，他眼疾爆发，看书、写字都十分困难。但敌人一直没有对陈老正式宣判，只听说是以“重大嫌疑”判了四年。1936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政治形势趋向好转。由于1932年，反动当局曾试行了一次减刑，规定大赦释放人员要以刑满三分之二为条件。到1936年，陈老已经被关押了三年又四个月，完全够释放条件了。1936年7月陈老出狱，这场狱中斗争以陈老的胜利而结束。
出狱后，由于一时未找到组织关系，陈老就在家养病，并1937年3到12月在家乡作小学校长，同时开办农民夜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冬，陈老与川北工委接上关系，经工委审查后批准恢复了组织关系，以后一直继续为党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组织及党的机关、等工作，先后担任过支部书记、川北工委工运负责人。1941年1月初到重庆，5月乘八路军办事处军车去延安，因眼疾和健康关系，在中央干部疗养院疗养；1942年7月到1944年7月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的佳县（原葭县）任组织部副部长及乌龙镇区委书记各一年。1945年5月被选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参加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至1946年5月。因眼疾未愈，陈老已不适合再做地下工作。经中央组织部批准，于1947年1月到大连就医，1950年2月，从沈阳回到重庆。3月，由西南工业部任命为二十三兵工厂军代表1951年10月调任重庆工业试验所（原四川省中药研究所、现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前身）党组书记、副所长、从此他到了一个新的战场、新的岗位、开始了新的任务。他在这里与时任所长彭光钦、刘雅清一起，抓基建、揽人才、绘蓝图，建立起一所专业的中药科研机构，谱写了新的篇章。他坚守初心。牢记党的宗旨，处处彰显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格！
牢记“为人民服务”宗旨，心怀群众冷暖疾苦。 1952年初，西南工业部重庆工业试验所从北碚磐溪迁到重庆南岸黄桷垭山上，正是初春乍暖还寒、春寒料峭的时节，山上更加寒冷。那时单位的工作条件和群众生活条件都很差，根本没有任何取暖设备。陈老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与时任试验所所长的彭光钦教授（我国资深并卓有成就的橡胶研究专家）商量，决定给每一位职工做一件棉衣。陈老派人请来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唐裁缝叮嘱他要保证质量要保暖。那时的职工生活很苦连内衣都没有，更不用说什么羊毛衫、棉毛衫了。分发棉衣那一天，大家兴高采烈，马上把新棉衣贴身穿上。棉衣既暖在身上，更暖在了心上！现在的当事人讲到这件事，仍然热泪盈眶！ 我们动物房有一位工人患震颤麻痹，手抖得厉害。后来一个姓余的高中女生分配给他当徒弟。一个周末，小余来到陈老家找她女儿玩，我也在场，交谈中大家问到她对工作习惯不（因为动物房的工作还是比较辛苦，还有臭味），小余乐观的说，习惯了。小鼠很可爱，日常的工作如喂饲料、喂水、做清洁、换鼠笼都熟悉了，但是在喂青饲料时，段师傅的手抖得很均匀、很熟练，这一点我学不会，没他抖得好。这时我们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告诉她那是段师傅有病不用学。这时陈老几乎是一声斷吼：你们怎么还要笑，人家有病，好痛苦，你们居然还笑得出来？！应该告诉领导抓紧给他治疗！看见陈老一脸严肃，我们自责地收敛了笑容，赶紧离开了。 陈老关心人、教育人，总是细致入微，循循善诱，又坚持原则的故事不少。七十年代初，领导安排了一位性白的女职工协助陈老整理回忆录。一次这位同志和一位副所长产生了矛盾，她有些委屈地向陈老讲了事情的原委，陈老静静地听她讲完没有表态，这位女同志想：明明我的想法是对的。一向耿直的陈老怎么不表态呢？不禁有些不悦。大约十来天后，那位领导主动找到这位女同志沟通，两个人诚恳地交换了意见，化解了矛盾。她后来才知道是陈老找那位领导作了疏导工作，并建议他主动去交换意见。事后陈老对那位同志说：你那天来谈事情时，我虽然也觉得你的意见对，但是我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不调查研究就表态啊！再说我还得考虑尊重他和维护班子的团结问题啊。陈老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让我们感触颇深，大受裨益。在一次推荐年轻人参加干部培训时，有人说参加了干部培训以后就可以“当官”，他严厉地批评说：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官，把干部当官做的人，就不是好干部！ 陈老担任过江巴中心县委书记。职位不可谓不高，1928年投身革命，资历不可谓不老。但是他从不居功自傲，为人十分低调。党的七大是一次多么重要的会议！当时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共547人，代表着当时的21万党员，他珍藏的党的七大代表证从未示人。直到他去世将近20年后，他的女婿带给我几个陈老留下的文件盒，清理中的一天，我发现了一个信封，摸着里面有东西，拿出来一看，一个长方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证》赫然出现在眼前，虽然已经被虫蛀了但是字迹仍然十分清楚。我万分激动！如获至宝！这是我们陈老书记的七大代表证啊！不觉眼眶也有些湿润了。 在反复思考并征得他女儿的同意之后，将这份珍贵的代表证郑重地送到了四川省博物院。博物院的同志也认为这是件十分珍贵的文物，它是四川地区首次发现，并保存下来的中共七大代表证。对于继承党的七大精神，发扬党的七大方针路线政策，研究党的发展历史和四川党史的发展，有作重要的历史价值，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实物，在派专人到重庆等相关单位调查核实后予以收藏。 1988年11月陈老去世时，他家里最为贵重的电器就是一台单门电冰箱和一个14英寸的彩电。他的丧葬费一共只花了不到300元！他没有墓地、没有墓碑。他的骨灰由家人安放在他工作了30多年的四川省中药研究所后山上的一棵松树下面，在这里守望着新中国成立后他和几代老领导在一片荒坡建立起来的科研圣地。他的品德就像那棵青松一样高大、挺拔、万古长青！
四川省第一中医医院
